中法建交，指的是1964年1月27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当选法国总统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中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法国有人希望中国先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支持。中国方面表示，中法建交可以等待。1962年2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为中法建交扫清了障碍。1963年10月，戴高乐派遣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来到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两国关系。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同年1月28日，根据中法事先达成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
法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这对打破美国对华孤立和封锁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为中国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积累了经验，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事件背景
20世纪60 年代初期，一方面，美苏两国的美苏冷战在经历高潮后转向谨慎的缓和；另一方面，在非洲和东亚，各种类型的局部冲突频频爆发越南局势更是不断恶化。与此同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内部的斗争也激烈发展起来：中苏分歧不但公开化，而且从 1961 年起走向全面交恶；法国和美国的矛盾也因为夏尔·戴高乐执行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法国对美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不满而愈演愈烈。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法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及法美矛盾的加深，直接影响了法国承认中国的决定以及美国对此的反应。
事件起因
1958 年起，法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独立行动发挥独特作用，大胆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其中包括：反对美国独霸联盟，要求分享领导权；加速西欧一体化，推动多极世界的形成;建立独立核力量，打破美苏核垄断；大力推动“非殖民化合作”战略；尤其值得提的是，法国大力推行“东方政策”，与东方阵营搞普遍缓和，而与中国建交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行动。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与实施霸权主义政策的美国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和斗争,是导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的另一重要原因。此外，美法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冲突客观上推动戴高乐法国做出了与中国建交的决定。
当然,除了法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及法美矛盾的加深外,夏尔·戴高乐法国对中国的看法也是推动其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自从戴高乐重新执政以后,就把“一旦时机到来”与中国建立“谅解与合作关系”视作法国奉行独立外交、发挥特殊国际作用的重要计划之一。最后，在对外政策中强调国家利益重于意识形态的戴高乐看到,中苏分裂后中法两国在各自阵营中具有相似的位置,以及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具有共同的利益24这些都促使戴高乐政府最终做出了与中国建交的决定。
事件经过
建交初期
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告成立之际，当时的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就曾表示，为了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利益，应该承认这个共产党国家。1950年1月上旬，尚在北京的原法国驻北平市总领事伯亚乐（Bereal）拜会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明确表示法国正在考虑与中国新政府建立关系之事。后来，随着法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以及中国不断加大对越南劳动党领导的抗法战争的支持力度，中法建交的事宜便搁置了下来。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会晤了法国代表团团长法国总理兼外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Mendes-France)，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后者向周恩来表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承认新中国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法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很快倒台，之后的居伊·摩勒(Guy Mollet)政府虽曾试探过互设有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渡性代表机构，但也未能真正予以实施。1955 年10 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达尼埃尔·麦耶(DanielMayer)时表示，希望法国"走在美国英国前面"采取“同中国完全建交的方式”，早日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整个 50 年代中后期，法国陷人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泥潭，而战争又引发了其国内持续的政治动荡。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则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些都使得刚出现转机的中法建交问题再次止步不前。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阿尔及利亚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横亘在中法建交道路上的一系列障碍得以清除。在这种背景下，承认中国的问题开始被夏尔·戴高乐认真考虑。从1962年6月至1963年9月戴高乐多次谈到了承认中国及中法建交的问题，他认为即使美国会因此而“大发雷霆”，法国“有朝一日”也将承认中国，并且“将比英国做得更好”。随着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及越南局势的迅速恶化，戴高乐愈加觉得，法中建交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他认为，中苏分歧使得法国承认中国的“形势大为改观”，继而改变了“问题的内涵”。同时，他深知，仅凭法国一己之力难以使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接受法国所提出的“和平统一”“中立化”等主张，打开对华关系可以借助中国的力量推动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以利法国重返东南亚”。这些都促使夏尔·戴高乐在 1963 年深秋之际真正开始了与中国建交的实际行动。
定稿“三项默契”
1963年10月21日，受夏尔·戴高乐委派肩负与中国展开建交谈判的秘密使命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抵达中国，并在北京与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几轮艰难而富有实质性成果的谈判。
从谈判一开始，埃德加·富尔就表明了法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心，并表示法国十分希望与中国的建交可以“一步到位”。但是，当提到台湾问题时，他又强调法国不希望主动和台湾当局“突然切断关系”，希望中方“不要强加”使戴高乐“不愉快和丢脸的条件”。富尔反复解释法国政府从无想搞“两个中国”的意图，而是认为两国建交不能带有“任何先决条件”。他还声称，台湾问题是个“微妙的问题”，“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会涉及一些同台湾的关系的程序和措施问题”。这样，中法建交谈判的最大难点便出现了，即如何处理台湾当局与法国的关系。
经过反复协商，在坚持原则性前提下，周恩来总理 1963 年 10 月3日亲自提出了一个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处理方案。但是，中方提出：如果中法建交后，蒋介石的代表不离开法国而法国政府“仍将他作为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驻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作为外交代表存在”，那么这是一种变相的“两个中国”做法，中国政府将因此而“不得不遗憾地中断建交步骤”。面对这一新方案，埃德加·富尔认为，它已经把“有条件承认”变为了“附加解释的承认”，“让法国自已去处理其与台湾的关系”，因而可以成为和中方讨论直接建交方案的基础。最终，又经过周恩来与富尔就“附加解释的内容”和措辞进行的反复推敲，11月2日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交了建交方案的书面定稿。就是著名的“三项默契”。
这个方案不但在文本中坚持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而且充分考虑到了法方的顾虑，变通了建交的程序。按照这一程序，中法建交通过先公布两国建交公报、中方随后声明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法方予以默认的方式来完成。这样，法方既满足了中国的原则要求，又无需承担和台湾当局主动“断交”的后果。埃德加·富尔认为，这一方案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各项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对“国际法实施”的描述。中法宣布建交后，法国按照此时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导致结束其同台湾的关系”。
正式谈判
1963 年11月5日埃德加·富尔离开中国返法并将包括“三项默契”的直接建交方案报告给了夏尔·戴高乐。11月22日戴高乐接见了富尔并向他表示，他“同意”富尔报告的结论，打算在“两个月”之内使此事有一个积极的结果。从1963年12月12开始，中法两国在瑞伯尔尼就建交事宜进行了正式谈判，主要内容是商定公报文本和发表公报的方式与时间。1964年1月8日，法国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中法建交的协议。1月9日中法建交协议正式达成，并由双方谈判代表草签。1月11日和1月 23日，中法双方分别再次向对方确认建交事宜。巴黎时间1月27日中午12时，中法建交公报由中法两国同时发表。
事件结果
约翰逊政府对中法建交的直接阻挠
法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又没有同时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因为这一中法建交方案的灵活性，当时法国政府在西方舆论和美国政府面前坚称中法建交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甚至否认法国会因此与台湾当局“断交”或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些也为之后美国应对中法建交事件所采取的主要策略提供了操作空间。
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对华全面敌对与遏制政策， 阻止其他西方国家同新中国交往是这一政策的关键一环。法国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 不能不构成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严重冲击。美国决策者担心， 法国这一举动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在国际上形成一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潮。1963 年 11 月 5 日和 12 月 6 日， 美国驻法大使波伦(Charles E. Bohlen)、国务卿腊斯克 (Dean Rusk) 在会见夏尔·戴高乐时， 对中法接近表示不安。蒋介石也于 12 月 13 日致信戴高乐， 询问法国是否打算改变现有关系的形式。1964年 1 月 7 日， 法国外交部向美方通报了中法即将建交的决定。1 月 14 日， 戴高乐派遣特使前往台湾并复信蒋介石，表示法国“不能长期无视北京政府的存在”。1 月 15 日，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 ( Bohlen Alphand) 拜访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 (W. Averell Harriman) ， 表明法国已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不会主动与台湾“断交”， 正式声明则将在随后几周之内发布。哈里曼则表示， 法国的决定对美国和其他各国政府“造成了严重困扰”， 并“与美国的根本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1 月 16 日， 美国照会法国， 抨击法国承认中国的行动“损害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和政治利益。”1 月 17 日， 腊斯克在与阿尔芳谈话时表示，“法国承认共产党中国会增加北京的威望和吸引力， 自朝鲜战争以来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能达到这种效果了”。而阿尔芳则强调，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法国的自主决定， 同时法国无需与台湾“断交”， 所以不需要对美国多说什么。
在美国和台湾当局竭力阻止中法建交未果的情况下，美国转而劝阻台湾当局在中法建交后主动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为了说服蒋介石接受美国建议， 1964 年 1 月，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派遣中央情报局情报部部长、曾任中央情报局驻台北市代表并与蒋经国私交甚笃的克莱因 (Ray Cline) 飞赴台北， 劝阻台湾不要为了“面子”而急于与法国“断交”一定要让法国和中国共产党承担“断交”的道义责任。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蒋介石最终被迫让步。在与克莱因的会谈中， 蒋经国表示， “蒋委员长能够理解美国的意见， 认为蒋介石政府政府在法国承认北京政权时应提出抗议， 并应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反对‘两个中国’政策， 但应在与法国“断交”之前静待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1964 年 1 月 27 日， 中法建交公报正式发表。台“外交部”就中法建交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 声称， 台湾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支持台湾的立场， 对法国承认中国表示遗憾。由于法国在公报中没有涉及法国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台湾当局在抗议中也未涉及到是否与法国“断交”的问题， 台湾驻巴黎的“使馆人员”仍旧照常上班。中法建交公报发表不到 24 小时， 中国方面发表声明敦促法国与台湾“断交”。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 法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晰起来。1964 年2 月 11 日， 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 正式宣布与法国“断交”， 下令“驻法代办”高仕铭准备返回台湾。
中法建交引发的“政治地震”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中法建交所引发的“政治地震”不言而喻。在中法建交后， 台湾“外交部”及驻非洲 19 国的使节纷纷与所在国的元首或外长会晤， 询问各国对台湾态度的变化。1964 年 1 月 24 日， 日本政府向外界宣布， 日本将与北京互设永久性贸易代办处， 这表明， 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正逐步摆脱美国的束缚。1964 年 2 月， 台湾与欧洲共同体“建交”的希望成为泡影 ( 在此之前， 台湾与除法国之外的欧共体五成员国都有“同意协定”) ； 2 月 22 日，原法属殖民地刚果 ( 布) 宣布与中国建交。此后， 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都透露了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欲望， 英国也在考虑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 一系列亚非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凸显。
中法建交以及随之发生的法台“断交”， 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 美国传统的、以孤立和遏制未特征的对华政策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台湾的“外交处境”日益艰难， 美国在扶植台湾方面也不再是不遗余力了。
事件后续
1964年2月6日，夏尔·戴高乐在给总理乔治·蓬皮仕(Georges Pompidou)和外长考弗·德姆维拉(Couve de Murville)的手谕中指出：“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我们“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同年2月10日，法国“台北市代办”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沈昌焕传递了口信，表示如果北京的外交代表抵达巴黎，那么台湾当局在巴黎的“外交使命”就失去了“存在的目的”。这终于使台湾当局正式宣布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召回台湾“驻法代表”高仕铭。至此，中法双方实施建交公报的最后一个障碍被彻底扫除。至 1964 年6月2中法两国驻对方国家的大使先后到任，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进程终于克服了美国的阻挠而得以圆满完成。
战略意义
法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这对打破美国对华孤立和封锁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为中国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积累了经验，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相关评价
中法建交是中国同西方世界之间打开了相互认知和交往的大门。为此，中法关系成为世界大国关系中的一对特殊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前列。（人民网评）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建交公告，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份公告别具一格，语言简洁到只有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然而，这短短两句话带来的影响，却深刻而持久，被西方舆论形象地称之为“一次外交核爆”。（学习时报评）
60年前，中法做出建交政治决断，打破美苏冷战藩篱，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进程。（王毅评）
发展现状
多个“第一”载史册
中法建交后，在诸多领域开创了新中国与外国交往的第一：1973年9月，法国航空开辟北京——巴黎航线，成为第一家与北京通航的欧洲航空公司；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法，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1978年中法签订《科技合作协定》，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82年两国签署第一个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议定书；1997年中法签署联合声明，决定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是中国首次与西方大国建立的伙伴关系，2004年又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2年中国文化中心在巴黎挂牌成立，是中国在西方国家投资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2003-2005年，中法互办文化年，开创中国与外国互办文化年之先河；2004年中法签订警务合作协议，中国成为第一个与法国签订此类协议的非欧盟国家；2005年签署《中法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是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签署的第一个刑事司法协助协定；2008年9月空中客车A320天津总装公司投产，这是空中客车飞机在欧洲以外建立的第一条生产线；中法两国核电集团即将在英国合作建立核电站，中国首次派出安全部队参加在马里的维和行动（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部队主要由法军组成和指挥），开创了两国在第三国合作的先例。
良好发展的双边贸易
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一直是中法关系的重要内容。多年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为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注入生机与活力。其中，核电、航空和铁路一直被视为中法经贸合作的三大支柱。在两国元首外交引领下，中法经贸关系发展顺利，已由传统贸易投资逐渐发展到双方企业全链智能合作、联合研发制造和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阶段，双方经贸合作的战略性日益突出。2022年，中法货物贸易首次突破1000亿欧元大关，同比增长14.6%，势头强劲。目前，法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国。中国是法国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七大贸易伙伴。
参考资料 >
中法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2024-01-02
1964年中法建交冲击波.中国网.2024-01-10
50年，感悟中法建交的伟大.人民网.2024-01-02
被称为“外交核爆”的中法建交.人民网.2024-01-02
王毅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中法战略对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01-02
中法关系50年:合作的基础和新型关系的构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2024-01-02
多个“第一”引领中法始终走在大国关系前列.中国网.2024-01-02